湖南水灾,为何“谣言”又成了“预言”
文丨江玉楼
在过去的几天,湖南等多省的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湘江超历史最高水位。据湖南省气候中心统计,6月湖南全省平均降水日20.5天,为1951年以来同期第一高位,超过了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的平均降水量。长沙、宁乡、浏阳等地一片泽国。
上述数字来源于一家救灾基金会的统计,事实上很多主流媒体直到本周一,才调高湖南水灾的曝光率。来自灾区的讯息此前只是朋友圈、社交媒体的转发,也多数属于自发推送的讯息。由此可见,在如此重大的灾情面前,救灾的动员力度较低,水灾的社会能见度也很低。
一个良好的媒体生态,应当对大型灾害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第一时间给予报道,争取资源的及时投放。可以说,就减灾而言,媒体关注也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但是在湖南这次水灾中,媒体角色没能充分发挥出来,某种程度上影响救灾投入,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从社交媒体的自发传播中,我们对湖南水灾中的信息产生了一些模糊印象,比如水灾来临前的预警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疏散及临时安置的方案如何展开,零星自救如何介入政府救灾网络,民间救援如何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充分的呈现。
现在还有网友翻出6月30日的一则新闻,“召开防汛紧急会议,将爆发大洪水?长沙市防指紧急辟谣”。紧急会议确实没开,之前流传消息有谣言成分,问题在于,事实证明“将爆发大洪水”非但不是“谣言”,而是成了精准的“预言”。除了紧急辟谣之外,官方在预警和信息发布方面,是否存在硬伤,是当下需要反思的。因为权威部门的信息,是媒体报道的重要信息源。官方是否存在对事态预估不足、信息发布不力,很值得追问。
我们已经从朋友圈的老乡转发中,有很惨烈的水灾现场的画面——这些确凿的信息是怎样,有待公信力媒体进行确认,因为出现水灾死人的地方一定是救灾薄弱的地方,可以指示抢险救灾的方向。媒体报道与救灾之间应当有密切的联动。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情况,就是单靠舆论来救灾。它说的是,镁光灯下的灾区就会受到格外关注,媒体没有关注到的地方,资源投送就很松懈。要克服这个问题,也很简单,那就是政府要对水灾信息有全盘掌握,预案适应性强,快速机动地覆盖灾区。
然而现实表明,一方面是靠舆论救灾的情况没有出现,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救灾效率在水灾前期中表现不佳。一线灾情评估、受灾地区需求清单、特别是饮用水问题,都是大水灾中第一步要摸清楚的状况。这也是媒体有秩序报道与政府高效推进救灾的依据。
值得提醒的是,呼吁媒体对湖南水灾加大报道力度,要反对一种报道倾向,那就是用简单的歌颂式报道来遮蔽水灾的能见度。一线抢险救灾固然辛苦,固然需要激励,但当务之急是全面汇总灾区情况、汇报受灾人群的急需,为后续的紧急安置提供信息基础。
自然灾害的几种主要类型中,水灾抢险救灾的难度格外困难。从2013年潮汕水灾、浙江水灾等具体表现看,遭遇水灾后的减灾力度与当地社区的自救能力息息相关。湖湘文化向来被认为是激发湖南人团结的纽带,但愿这次也能被水灾激发出来,有出色表现。
水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水退却之后,留下的痕迹不多。从反思灾害的成因来讲,这是不利的方面。除了舆论鼓与呼,提高关注度来凝聚救灾资源,最根本的还是靠达标的水利设施抵御洪灾。媒体对湖南水灾的报道,自然也包括检视防洪基础设施的有效性。
总的来说,周一开始湖南水灾的能见度逐渐抬高,是个好现象;但对灾区而言,现在需要更多的信息整理,为紧急安置受灾的几百万人提供社会救助。同时,也要评估下一步的灾情发展,摆脱缓慢的反应。不能再让人们仅仅从朋友圈获知灾情,这个状况理应迅速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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