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周一度的“三辉周末”又来了。“周末”是三辉编辑部喝喝水聊聊天的地方，三辉编辑们轮流主持，想说什么说什么。在2017的开篇，“周末”栏目特别推出一个“编辑说书”系列，让各位编辑们讲讲2016年看过的书。今天推送“编辑说书”系列的第三篇，来自三辉版权经理张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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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文 / 张星星

来自 / 三辉编辑部 

电影《蓝色大门》里的少年张士豪说：“好不甘心哪，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

《蓝色大门》剧照

我们是如何成为大人的呢？比身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思想的成熟。个体思想的成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可能会因为个人的经验改变轨迹，也可能在社会的动荡中愈发丰富。在这个过程中，“阅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尤其对日后走上学术道路的知识分子而言，年轻时读过的书，或许会直接指导他/她的思想发展和人生走向。

《入世哲学家》

对《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一书的编辑是我入行以来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本书带我认识了赫希曼这位集美貌、才华、魄力于一身的思想家。他精通5种语言，曾在3个国家参战，23岁拿到博士学位，25岁活跃于营救犹太知识分子的地下活动的第一线。赫希曼的人生吸引着我，不仅因为他天生聪颖，在激荡的社会变革下仍保持胆识，还因为他不断在阅读中成长。《入世哲学家》的作者杰里米·阿德尔曼花了不小的篇幅，介绍赫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阅读的书籍，因为“阅读习惯和阅读口味构成了他整个生命历程的背景”。这一本本书，是赫希曼伟大思想的源头，它们决定了赫希曼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将会为后世留下什么。

今天，我就为大家整理一份“赫希曼的阅读年表”，从世界观刚刚萌芽的14岁说起，到他正式进入美国学术圈的26岁为止。通过这份以书籍为线索串起的年表，你或许能迅速了解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9岁时的赫希曼（《入世哲学家》内文图片，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三辉图书）

14岁（就读于柏林法语中学）

马克思：《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历史唯物主义》

1930年的夏天，赫希曼在学校指导老师的推荐下，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次年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他的“世界观”刚刚形成之时。

这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马克思主义为赫希曼和他的同学们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使他们有了一种理解自己身边层出不穷的对抗和斗争现象的“令人兴奋”的新方式。对于这个时候的赫希曼来说，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世界观。他一直在搜寻一种世界观。这是一个知识指南针，对于像奥托·阿尔伯特这样一个试图研究德国唯心主义以及作为其政治遗产的魏玛共和国历史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指南针不可谓不重要。

《资本论》

17岁（就读于柏林法语中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

这个时期的赫希曼“沉迷”于阅读，除了精读大量经典著作，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当代小说，如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而他最喜欢的还是传记与史诗，尤其是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传记作品。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他的功课，也是他用心钻研的对象。1931—1932年间，赫希曼参与的阅读小组每周一天一起精读《精神现象学》，总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读完这部巨著。之后赫希曼细致分析了这本书中的一个段落，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篇独立撰写的论文——长达28页！他的“世界观”在这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又向前进了一步。

对于那个时期的奥托·阿尔伯特来说，致力于研究黑格尔的思想的承诺表明，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正在尽力为他的其他兴趣搜寻稳固的知识基础，而且他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出发点。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这使他更加关注辩证法。任何一个严肃的辩证思考者都不得不从辩证法的主要来源，即《精神现象学》一书的作者黑格尔那里开始自己的思考。毕竟，奥托·阿尔伯特生活的城市是柏林，而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正是黑格尔，无论是谁，只要想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就必须从黑格尔的思想入手。

《精神现象学》

19岁（1934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1933年，18岁的赫希曼在经历了丧父之痛后离开柏林，只身前往巴黎，他想前往巴黎政治学院学习经济学。但在朋友的劝说下，同时也受犹太人、难民身份所限，他最终进入巴黎高等商业研究院学习商业和会计。这段学习岁月让他苦闷不已，因为商业和会计不是他的志向和兴趣所在。他请母亲给他寄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成了他的精神寄托。

虽然不得不学习应付考试，“但是现在，我认为自己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希曼潜心阅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他的心思几乎没有放在准备考试上，相反他迷失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家庭、背叛、狂热和宗教怀疑的史诗当中。当然，这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他的学业成绩一直独占鳌头，可是在毕业考试中却丢掉了头把交椅。赫希曼“指责”道，这位思想深邃的俄国小说家必须对此负责。

《卡拉马佐夫兄弟》

21岁（1936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其后参与西班牙内战其）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1935年，赫希曼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著作。次年2月，恰逢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赫希曼为买此书也在书店门外的长队里排了许久。这本书对赫希曼的意义更多或许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引起的论战让年轻的赫希曼大开眼界。

剑桥大学的凯恩斯主义者与伦敦经济学院的自由市场论者之间的辩论和竞争原本就极其激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无异于火上加油。以罗宾斯和哈耶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一直批判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和他所倡导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在凯恩斯的追随者和捍卫者当中，有许多是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年轻教师和学生，这些人之所以“叛变”，或者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或者是因为他们愿意接受一场经济学革命（例如，勒纳就是这样）。对于赫希曼来说，这一切无疑令他大开眼界。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22岁（1937年，就读于特瑞雅斯特大学统计研究所）

尼布斯：《人口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pulation）

1937年，赫希曼来到了他姐姐和姐夫居住的城市，意大利特瑞雅斯特，并在特瑞雅斯特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

在研究意大利的人口学问题的过程中，赫希曼在构建更精细的模型时通常以尼布斯的巨著《人口的数学理论》为指导。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个阶段，赫希曼就表现出了特别钟爱人类行为导致的各种悖论的倾向。

赫希曼与妹妹，1935年（《入世哲学家》内文图片，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三辉图书）

23歲（1938年）

福楼拜：《文学书简》《情感教育》《包法利夫人》

圣西门：《回忆录》

皮埃尔·肖代洛·德拉克洛：《危险关系》

邦雅曼·贡斯当：《阿道尔夫》

蒙田：《随笔集》

取得博士学位后，赫希曼仍然留在意大利，在姐夫欧亨尼奥·科洛尔尼的指导下，他继续阅读、学习。这段时期，他发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重大的书，即蒙田的《随笔集》。蒙田的讽喻消解了他对外部世界的真理仅存的最后一丝迷恋，他学会重视“小想法”，而不要执着于“宏大观念”和“总体性理论”。《随笔集》后来成为了赫希曼的随身书籍，哪怕在最危险的时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背包。

如果要问哪一位作家对赫希曼最有吸引力，那么答案应该是米歇尔·德·蒙田。蒙田的极具个人风格的小品文和随想录令他爱不释手，他的冥想和道德反思震撼了赫希曼的心灵。赫希曼立即抓住了蒙田的散文之所以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根源，那是因为蒙田质疑一切绝对知识：所有事物都要通过观察者的审视和诘问，而且这种怀疑和反思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观察者自己——为了认识自我、刻画自我，蒙田不惜一遍又一遍地“拷问”自己。“我们从来没有‘家’：我们总是屈从于外在的自我，”蒙田写道，“任何想要有所作为的人都知道，他必须知道的第一件事情是他自己究竟是什么。”

《随笔集》

24岁（1939年，于法国军队接受军事训练）

司汤达：《红与黑》

蒙田：《随笔集》

1939年9 月3 日，法国和英国向第三帝国宣战，赫希曼毅然加入了法国军队，这是他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直接的方法。在军队中，他阅读了司汤达的《红与黑》，并继续重复阅读蒙田的《随笔集》。

多年之后，赫希曼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教官们对德国的军备情况和军事策略一无所知，而且他所接受的训练也与多年前他在巴塞罗那接受的训练几乎完全一样：根本不进行实弹射击，军靴是从来不合脚的，军装也总是不合身的。赫希曼聊以自慰的是，这种松懈的训练似乎也有一个好处。由于冬季的白昼很短，因此一到晚上，赫希曼就有足够的时间阅读司汤达的《红与黑》，他还制订了一个“宏大的文学名著阅读计划”。不过，他最喜爱的消遣活动是重读蒙田的《随笔集》。他告诉乌尔苏拉：“它也许是最好的‘床头书’。如果某一天，我不得不逃亡，只能带一本书，我应该会选择它。

《红与黑》

25岁（1939-1941年，化名“乐天”于法国参与营救犹太难民行动）

蒙田：《随笔集》

1939—1941年间赫希曼的经历或许是最吸引人的。他像电影中的特工一般：用化名，持假证件，在街头套取信息，冒生命危险亲自确认逃亡路线。这是最惊险，也是最精彩的一段人生历程。当赫希曼踏上亡命之旅，他随身携带了什么？你可能已经猜到了——

汉斯·菲特寇建议“乐天”丢掉他在马赛购买的帆布背包。然后，他们帮助他搞到了一些衣服，还有一双运动鞋，这样，他就可以装成一个采药工，以采集草药为名在山上四处转悠。除了一点可以塞进一个小挎包袋的东西之外，“乐天”扔掉了所有的家当——他留下来的东西是一双换洗的袜子，以及一本蒙田的《随笔集》。

“乐天”与一位难民在准备逃亡所需的证件，1940年（《入世哲学家》内文图片，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三辉图书）

26岁（1941年，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婚）

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

1941年，赫希曼离开欧洲，去新大陆美国开辟他的人生新篇章。他离开了亲人、朋友，尤其是他最珍视的姐夫科洛尔尼，在新的环境重新开始。在这里，他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莎拉·夏皮罗，她代替科洛尔尼，成为赫希曼的“思想空间”。他们一同阅读，赫希曼为她推荐了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

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班达猛烈抨击了那些背叛了古典传统的法国知识分子和德国知识分子，他指出，这些知识分子放弃了冷静探究一切的传统，摇身一变成了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战争的辩护士。这本书给阿尔伯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当代著作之一（而且因其偏颇而显得非常可爱）”。正是班达对失落的世界的哀叹，令阿尔伯特再一次想起了——理智地想起了——他曾经经历的一切。在班达看来，已经被欧洲知识分子抛弃的那些东西，阿尔伯特可以试着在自己的家里恢复。在这种背景下，阿尔伯特开始用笔记下了他的“小想法”。

《知识分子的背叛》

在编辑《入世哲学家》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在赫希曼读马克思的时候，我在读什么？在他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又在读什么？比较是残酷的，失去的时间永远不会回来。人生的夏天已经结束了吗？我更愿意相信，只要不放弃阅读，人生就会无限延展。编完这本传记后，我又继续阅读了赫希曼的三本经济学专著，这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会拾起他（们）留下的，再留下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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