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周一度的“三辉周末”又来了。“周末”是三辉编辑部喝喝水聊聊天的地方，三辉编辑们轮流主持，想说什么说什么。在2017的开篇，“周末”栏目特别推出一个“编辑说书”系列，让各位编辑们讲讲2016年看过的书。本周主持人是三辉微信君蟹小谢。

这是每一本新书（即将）上架的时候，都会发布的新书信息。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作者是谁？译者是谁？口碑如何？实物书长啥样？这些问题在这里可以一一得到解答。

马克斯·韦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政治密切相关：他激烈批评俾斯麦和德皇保守的社会政策，却更失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软弱；他在“一战”中出于德国利益稳步推动“体面和平”的实现，却被自私的政治领袖葬送；他在魏玛制宪中期盼卡理斯玛威权领袖重振大国荣耀，却未料到会是纳粹主义的兴起……

本书是德国历史学界的重要著作。作者蒙森向读者揭示了韦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热忱的自由主义者，却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厘清了韦伯这两个看似矛盾、相悖的立场之间的重要联系。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提供了一份样本，那个无畏的、无比深刻的韦伯，在一个几乎能与今天的我们完全对勘的情景中，上演了一出失败的政治参与悲剧。而当年韦伯的民族主义梦想，则在战后由自由的德意志实现了。

蒙森的这部政治学名著并不好说，尤其当你试图对一般公众说的时候，你很难拿捏该如何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交代韦伯，以及如何简单地勾勒19世纪后半叶到1920年代的德国历史，今晚，我们来试试能否反过来说，也就是从德国今天的命运回溯上去，看韦伯当年的政治判断究竟在什么地方及为什么错了。

如果说这代表了资产阶级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标尺，那么两年以后，韦伯就对整个民族的政治判断力由于完全依赖俾斯麦而退化发出了谴责。“过去20年间我们所熟知但最近已被心胸狭隘的对红色幽灵的恐惧所摧毁的那种半‘恺撒制’、半‘家长制’统治类型”，一直就是“民族政治教育的对立面。”此后，韦伯便始终严守这种观点。“一战”正酣时他在《法兰克福报》撰文论述德国议会制问题，以同样的指控大力批判了俾斯麦：“那么何谓……俾斯麦的政治遗产呢？他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志的民族，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为它照料好政治事务。”

马克斯·韦伯不仅忧心忡忡于《每日电讯报》事件本身，而且围绕事件的政治争论也使他坐立不安。他在一封充满激情的致瑙曼的信中，竭尽全力释放了他火山爆发般的秉性，表达了对民族未来的深刻忧虑：“要害在于一个半吊子掌握了政治的命脉。……结果是：只要局面继续如此，‘世界政策’就毫无可能。……霍亨索伦王朝只知道操练军士那样的权力形式：发布命令，遵守命令，立正站着，夸夸其谈。”韦伯鼓励瑙曼正视事实，因为他仍在根本的宪制改革问题上缩手缩脚。比洛迫使皇帝发布的声明“空无一物，绝对的空无一物”。一切都是德意志帝国残缺的政治结构所致。“英国的国王有野心和权力，而德国的皇帝只有虚荣心还有对权力外观的满足——这是制度的缺陷，不是个人的缺陷。”然而，受德尔布吕克观点影响的瑙曼，对于是否积极发动一场宪制改革运动仍然犹豫不决。韦伯再次致信发出了敦促：“不能过高估计个人品质的重要性。罪过在于这个制度……和你本身缺乏决心。这些都是由俾斯麦主义和它造成的不断加重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后果。”

同样的，这也是一篇书摘。选取的是书中“韦伯视帝国总统为政治领袖的理论之影响”这一小节。这一节属于《韦伯与魏玛制宪》这一章。引用一段“策划人言”的内容，作为注解：“韦伯在战后到1920年间的政治失误，集中于他坚持期待一个克里斯马领袖的出现，一个能践行“责任伦理”的“被政治召唤”的政治家的出现，虽然这个政治家必须为责任伦理所约束，但韦伯没有料到的却是，独裁甚至是邪恶的独裁也因此成为可能。”

卡尔·施密特本人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直接抵达了威权主义领袖国家的边界并最终越过了这个边界。韦伯的“直选领袖民主制”原则，其具体应用就体现在他将帝国总统视为普选产生的君主这一概念中，却被卡尔·施密特以韦伯绝对想象不到的方式推到了极端，终至于变得面目全非。韦伯希望的是把民主制的魏玛国家建立在由宪法调整议会立法国家的合法性与普选帝国总统作为卡里斯玛领袖的“革命正当性”这两个互补的正当性原则基础上。卡尔·施密特无视第一个正当性形式，仅仅接受了直选—民主的正当性作为有效的正当性形式。由于传统议会立法国家的社会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以合法性原则作为特殊的支配正当性形式也就无能为力了。议会制立宪国家的合法性原则所依赖的根本性价值基础也被抛弃，合法性仅仅被附带理解为具有一种形式主义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一书研讨及其与中国经验的对勘”学术研讨会在12月10日和12月11日召开，汇集了16位来自政治学、法学、哲学和经济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会者有台湾中研院的钱永祥，上海交大的季卫东、高全喜、郑戈和唐飞，华东师大的刘擎、周林刚和吴冠军，复旦的包刚升、郁喆隽，中政法的李筠和外交学院的施展，以及于向东，朱小平，刘苏里和三辉图书策划人、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各位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和政治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切入中国当下现实，展开了激烈而深刻的跨学科讨论。

在二十世纪初的普遍价值的迷茫中，韦伯拥有同时代人中最深刻的思考，但韦伯同时又是复杂和矛盾的。即使当他将民族的希望放在出现一个“全新的先知”的“卡里斯玛”领袖身上的时候，他也依旧在怀疑，这个民族“已经在黑暗中苦苦地等待了2000年”，我们是否“应当采取不同的行动”，“平实而简单”地去寻找“每个人自己的召唤”？洛维特在《韦伯与马克思》一文中恰到好处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中的韦伯，“他是一个与那已经走向终点的市民性的时代相矛盾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每当一个时代再次凝聚起它一度想要终结的价值的时候，就会再次出现的人物’”。而韦伯在学术上罕见的深刻和极度的诚实，让每一个认真读过韦伯的人，都几乎不可避免地被吸引，被韦伯那种极端的认真、批判理解的彻底、问题之犀利，以及从不诉诸于简单回答的风格所吸引。然而也就是这个韦伯，当他作为政治家的时候，却从未摆脱过“德国旧日的辉煌”，他被民族崛起的重重现实束缚了心灵，终究在历史尚未清晰之前，搁浅了。

所以，相信民主！在今天这个普遍迷茫又一次到来的时候，你们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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