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羊小穷

来自 / 三辉编辑部 

我们在台北住的民宿，房东在订房网站上的头像是两个男孩的合影，其中之一在我们到达的当晚出现过一次，耐心教会我们使用密码锁便离开了。后来我们看到墙上贴的WiFi也是两个男孩的名字。从缝隙里溢出的甜蜜让陌生人也心情好起来。

从中山国小捷运站走路去宁夏夜市，许多家当铺的竖招牌夹在餐厅和蛋糕店的招牌当中。隔个五十米就有一家便利店，红绿色的711和蓝白色的全家交替出现。我们忍不住嘲笑跟我们一起过马路的狗腿短，狗却带着主人走得比我们快。迎面而来的女孩刘海上缠着粉色发卷，这样的女孩在我们走过的街头反复出现。路上的流动小吃摊挂着三十年老店的牌子，而饭店都将桌子支到了马路上，大人小孩用一次性筷子吃着鱼丸河粉卤肉饭。戴圆形安全帽的男女驾机车飞驰而过，恍惚间你还以为看到舒淇和张震，义无反顾地辜负和浪费着最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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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的安排是故宫博物院。原本翡翠白菜、瓷器和佛像这类东西丝毫无法引起我的兴趣，但旅游的人总归会做自己平常不会做的事。令人惊喜的是，故宫博物院显然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和普通观众，真正地传递历史文化做了很多努力。售票处隔壁有语音导览仪，很多文物都有语音讲解。耳机里的台湾小姐姐讲古代人如何用半生的时间设计和打造器物，使用者在器物破损后不无痛惜地送去修补，害怕在陈设时破损，又精心设计底座。现代人可以共情遥远时间那一头的物欲，去做这样事情的人却再也不会有了。

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区和网站则几乎无处不在提醒你，这是一个以卖萌为主业的博物馆（误）。除了众所周知的“朕知道了”胶带和书签，我们这次看到的脑洞文创还包括：

翠玉白菜绕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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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承运”开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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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剑冰棍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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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的网站设计也延续了这一风格：

无意中发现网站竟然设有一个“性别统计专区”。图标如下：

故宫博物院在此公开了为促进性别平等所做的会议讨论、专案成果和调查统计。根据近年的数据，参观者当中女性占比一直高于男性；近年大陆游客与台湾游客占比数据差距很小，最新一年的统计显示大陆和港澳游客超过了台湾游客。

在会议记录中，除去经费和宣传培训等常规讨论项，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比如在2017年的一次会议记录中，有委员提出制服的问题可作为性别平等意识的讨论，当前的女性员工制服是红色的裙装，但女性员工与男性员工一样需配备手电筒、通报器等物品，显然功能性是不够的。所以有委员倡导：“应该提供女性同仁在工作上更便利、功能性更高的设计；就颜色的设计上，是否要突破女性同仁的制服是红色或是维持裙装的部分，都会让同仁去发想。其实也蛮期待这样新的发想会带给故宫不同的感受，并持续在性平的议题上作努力。”

又如，2017年的另一次讨论中，有委员提出故宫可以在旧文物中做整理，用现代的眼光找到与性别平等相关的事物做新阐释；可以多策划女性主题的展览，也可以在一般的展览中选取女性艺术家/工匠的作品做比照。还有人提出，“在策展中，通常会去寻找在男性主导社会中与女性相关的议题，缂丝展览不同之处，在于许多人常把这类制作不假思索归为‘女红’范畴，实际情况却比此复杂得多，实际上从业者多为男性；就连一般认为最典型的女红刺绣，也并非是女性专利，这个展览将会凸显男性作品在女性领域内的成就与发展。”在“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的成果报告上则有这样的总结：“对史籍未载的商后妇好的强调，则突显了女性在商代的形象及作为，也突显传统男性史观对女性的忽略。”

哺集乳室的设置也是2017年的一个话题，目前的状况是哺集乳室提供冰箱，哺乳、集乳均可，男女家长皆可进入，一次同一组人进入；有委员在考虑更细腻的方案。

故宫博物院的“性别统计专区”无疑是无法代表台湾整体的性别平等状况的。在有些方面，台湾应该也在经历与大陆相似的阶段和讨论。比如十一期间台北众多公车站贴出的《闺蜜2》的海报，文案在大陆会被喷成筛子。

隔天去光点华山电影馆看电影，看到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的宣传，展映的影片中包括引起很多讨论的台湾纪录片《日常对话》，可惜我们很快将离开台北，一部都看不到。台湾国际女性影展大使是歌手卢凯彤，正是今年，她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出柜，感谢自己的太太，这一片段被大陆的转播平台切掉了。

台湾国际女性影展的海报

离开故宫博物院的下午，我们在猫空山上喝了一下午红茶。老板娘的茶铺是开放式的，面向山下的一侧没有墙，向外望是农田和茶园，没有空调，电风扇悠悠地晃着头。老板娘跟我们聊她“阿祖”张迺妙在清朝从福建移居台湾，之后在日治时期备受冷眼却仍赢得了茶叶比赛的故事；聊祖辈相传的茶叶在工业化生产和坚守传统技艺之间的摇摆——政府大力宣传过这种茶叶，一度订单量暴增，但另寻土地大范围地种植和工业化的生产必然导致品质下降，经过犹豫，最终又回到原来的种植和制作规模；她说不太有年轻人愿意继续在山上种茶叶了，太辛苦，但言语间没有不开心，她说他们也有网上的店铺，但网店不太打理。这几乎是一段大历史的缩影了。我们打算离开时一只猫从厨房跑出来看我们。老板娘说，在国外的女儿要搬家，因为太念旧，什么东西都送回来，其中就包括这只猫。那只猫见我们走过去逗它，扭头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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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缆车离开猫空，搭捷运去重庆南路时在一个捷运站遇到一群抗议政府的人。他们从台南来，在这里反对西港外环道的开通。他们认为蔡英文政府开通这条路将破坏历史逾百年的糖业铁路，数量众多的古树和农田，并且给附近学校的小学生带来安全隐患。宣传资料上写，“台湾糖业没落后，糖业铁路也快速消失”，“老一辈的农民仍可口述当年种植甘蔗，与糖厂交易的历史，以及童年追着列车偷取甘蔗的共同回忆。糖业铁路西港线是一处能够见证台湾糖业百年辉煌文化的教育场域，却将被外环道埋葬”。地铁站不知道为什么人流量不大，一个肤色健康的女孩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争取公众签名和关注，阻止道路开通。得知我们是外地游客，她也表示没关系，于是我们签了名。外面天已经黑了，与她一起的民众在地铁站外面摆出锅来烤肉，不严肃，也不紧张；外面的树上挂着绳子缠出来的标语，一个大汉因为天热光着膀子，好像还有人在刮痧。

抗议现场照片

去国立历史博物馆看原直久的摄影展。原直久从上个世纪开始游历各国，这个叫作《时间的遗产》的展览展出了他在包括巴黎、威尼斯、北京、上海、台北等一些城市拍的照片。那些弄堂里挂满衣服，老人坐着摇椅在门口乘凉的照片拍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在隔着海峡的台湾看到这些照片感觉蛮奇妙的，我努力从照片中辨认熟悉的街道，却一无所获。从博物馆出来，Annie看着地图说，附近就是牯岭街诶。影像让人对时空的感觉变得混乱，辨认不出的弄堂和从未到过的街道一时间都好似故人。

乘火车从台北赶往花莲，由北往南，左手边是蓝绿色的太平洋，右手边是连绵的矮山，山上的植被浓密，像美人林青霞的发量。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兜售台铁便当的列车员只路过两次，像所有台湾的服务人员一样，收钱找钱时柔声细语地反复说谢谢。据说如果遇到女列车员力气小，拿不动太多便当，到最末可能就没有了，不像在大陆，“啤酒饮料矿泉水”和“哈根达斯冰激凌”永远错不过。到达花莲的晚上，我们像当地人一样在路边摊吃卤肉饭和虱目鱼，电视新闻说，台南某地有千余位民众为庆祝中秋封街烤肉，被采访的少女很开心，“这样还可以去吃别桌的啊”。

阿昆师傅是花莲本地人，我们在花莲的两天，是他陪我们到处玩。花莲壮观的山和海让我们乱了阵脚，那几天要么是忘了拍照，要么就是拿出手机一阵乱拍。“太鲁阁”是对原住民语言的音译；太鲁阁国家公园则是太鲁阁族人居住的山区，位于立雾溪的下游。车子驶进一条狭窄的短隧道时，阿昆说：“开凿这条公路当时是蒋经国提出的，发动了很多的国民党老兵，建的时候还死了两百多人呢。我其实还蛮好奇的，为什么当时开凿的隧道，现在的旅游大巴开过去会刚刚好呢？”回来后我粗略了解了这个地方的历史，维基百科上写，中横公路动员了超过一万名老兵。“经统计因工程意外及天灾而殉难的有212人、受伤者702人，平均下来每公里牺牲1人余。”其实在更早的清朝，就有“开山抚番”（这里的番指的是原住民太鲁阁族人）的政策。随着被开凿的道路逐步进逼太鲁阁族人居住地，原住民反抗越发激烈，当时的负责人罗大春记录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

北路于十一、十三等日正在开路，突有凶番千余，分段埋伏放枪……十五日，至一崇山之麓，众方在峡中开凿，忽枪声四合；抵御两时之久，番乃愈多。黄朋厚、冯安国料众倾社而出，中必空虚；分队捣其巢穴，果有草寮数百阒无其人，见新旧髑髅每寮多或百余、少有数十，秽臭熏人。乘风纵火，焚其社寮十余；阵番始散。

清军开凿的这条“北路”后来终于完工，但由于中央政府再无余力，兵营内又有疫病，那条临海山路，三千名背井离乡的清兵和数量众多抵死反抗的太鲁阁人，后来都随历史烟消云散了。［参考金尚德，《百年立雾溪：太鲁阁横贯道路开拓史》（台北：玉山社，2015）］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在台北光点华山看的黑泽明的《乱》。昏聩的大家长一文字秀虎要将家业平分给三个儿子，希望他们能够齐心协力治理城池。但小儿子三郎当面指出这是个馊主意。于是秀虎大怒，两人决裂。之后大儿子担心位子不稳，与父亲心生嫌隙；如多米诺骨牌一般，随之而来的是权力倾覆和无尽杀戮。但在父子反目、城池陷落、生灵涂炭之前，小儿子和父亲曾有过温柔的一幕：见父亲在太阳下睡着，三郎砍下树枝为其遮阴。在电影的结尾，失去一切的秀虎跟小儿子团聚，同骑一匹马，说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小儿子却在这时中箭坠马死去了。这两个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但历史的不可抗拒，人类相对历史的渺小，人对意义的求而不得，却很相似。

太鲁阁国家公园里的隧道口

在路上看到宣传轮子功的招牌，我们问阿昆周围是否有信徒，阿昆说从没听说有，这对他来说也蛮神秘的。他反问我们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说没有，他说他以为在大陆每个人都要入党呢。花莲倒是有很多基督徒，阿昆说，因为当时的传教士发现在台北那样的大城市，人们基本都信佛教，所以决定来原住民人口多的地方试一试。透过车窗，时常能看到山上有一个个的十字架，那是基督徒的墓地。来花莲那一天，我在台北车站遇到两位韩国基督徒向我传教。她们为了传教而从韩国来到台湾定居，这让我很吃惊，我自己有过几次换城市生活的经历，是为了读书，为了跟当时喜欢的人在一起，为了更有趣的工作，总之是为了自己；而假如她们是表里如一的信徒，她们便是为了神和他人。伟大传教士远赴他乡传递福音的故事因为众所周知仿佛已无须理解，但眼前这两个人分明是普通人（不过她们看起来非常年轻，以至于我一开始以为她们是中学生，后来得知她们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三十五岁，反复提醒自己她们是韩国人之后，我才消化了这一信息），他们的选择和经历却与我所认识的普通人都不一样。我有很多次想了解基督教，但跟每一个我所遇到的信徒交谈，都没有进展。与她们交谈也一样，她们用手机给我播放了视频，内容是绿草、蓝天、耶稣和彩色的文字，像是教会里缺设计师；她们问我相不相信科学，因为科学已经证明了灵魂的存在诸如此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迫切的传教愿望，上帝在她们的讲述中已经不是某种超验的东西，这在我看来反而让上帝失去了吸引力。假如上帝都是可以用科学证明的，人们不如去信仰作为时代神话的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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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昆后来开车将我们从花莲送到垦丁，沿着靠海的山路。我们在车上放坂本慎太郎，透过车窗看了足够多的海岸却不觉饕足，面对始终茂密的树木叫不出名字。暂时忘记了情绪与VPN同样不稳定的世界，我们一路精神昂扬，只缺表达快乐的方式，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另一些时候则放任沉默。回来后看了一直没有看的《南国再见，南国》：低气压了半场电影后，高捷、林强和伊能静骑机车沿山路开下来，路两边是直挺挺拔地而起的椰子树，背景音乐是闽南语说唱，忽然便诗意起来。我方知自己所感受的快乐在这片土地可能是一种普遍的经验，想在下一次去台湾之前学会骑机车。

在北回归线和一个铺满碎浪石的空无一人的海边稍作停留后又上路，我们问阿昆最喜欢的闽南语歌手是谁，他说现在不常听了，以前喜欢江蕙；后来他又说，现在单唱闽南语歌的歌手已经无法生存了。我们放起了江蕙的《家后》，阿昆问我们知不知道“家后”是什么意思，他说家后就是太太。随便找了一个闽南语歌单一直听下去，听到后来，阿昆说：“闽南语歌好像很多都蛮悲伤的，听多了有一种让人想哭的感觉。”

七星潭的海岸

清水断崖

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海岸

龙磐草原的海岸

到了垦丁，也就到了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去一家有名的吃虾的餐厅，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们，“虾子还没来，两个小时以后才会来。”于是我们去进行了当天的day drinking（振臂高呼：用酒精留住假期！！！），之后返回那家餐厅时正好看到运虾的车子在卸货。晚上逛了此行的第三个夜市，垦丁大街夜市（在台北是宁夏夜市，在花莲是东大门夜市），买东西的时候边上有大陆游客好心地提醒我刷支付宝有优惠。支付宝在大陆人出没率高的地方普及率很高，但台湾本地人则似乎没有类似支付宝和微信这样具有支配性的电子支付工具。

故宫博物院餐厅的收银台

宁夏夜市上写给大陆游客的招商贴

在垦丁，我们的司机变成了何师傅。何师傅非常健谈，跟我们从金城武大道（“啊金城武大道你们没有去哦？金城武曾经在那里拍过广告，那里有一棵树，跟他一起出镜的，也被保护起来了，推荐你们下次去。”虽然我的确想嫁给金城武，但去看一棵树感觉还是没什么必要。）说到槟榔西施（“抽烟是为什么呢？为了思考。人们吃槟榔也不是为了好吃，是为了提神。那槟榔西施的故事非常有名了……”），一路讲高雄和垦丁各种好玩的地方。我们之后要去高雄乘高铁回台北，何师傅是高雄人，将我们从垦丁带回高雄。我问他是哪里人时口误说成，“您是从高雄来，还是我们垦丁本地的？”于是Annie打趣我说：哟，垦丁都成“我们垦丁”啦？何师傅接茬说：“两岸早晚是一家嘛！哈哈哈哈！”像何师傅这样对大陆游客说话圆滑的旅游业从业者我们在台北也遇到过。Annie和另一个同伴王老师在中正纪念堂时，导游对比毛和蒋，说蒋的身高并不高，却恭维起毛的身材：“毛先生就比较高了，而且从这里开始就是腿了。”——手大概比到胸下面吧。想来台湾旅游业对大陆游客的爱国情绪已经有了很好的应对策略。

不过何师傅希望两岸是一家也可以理解，何师傅说，蔡英文上台之后，台湾的大陆游客少了九成，这对他们的行业冲击还是蛮大的，“大陆游客是衣食父母啊”；阿昆也说，之前他带的基本都是大陆游客，现在则有一些马来西亚和港澳的客人了。阿昆说，人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台湾跟国民党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国庆的时候，假如没有人提起，庆典活动之类能不办就不办了；政府试图淡化蒋，比如此前中正纪念堂前的楼牌，已经由“大中至正”改成“自由广场”；政府来回换，像楼牌这样的东西改来改去，无非是浪费钱，“这就是民主政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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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台湾之前，也听说台湾人情味蛮重的，当时我没有理解“人情味”这个词，以为跟“人情社会”是一个意思；到了台湾，遇到过一些让人心一软的时刻，大概就是人们说的人情味吧。在东大门夜市吃过一个小吃叫阿里凤凤，我们吃完离开后又无意间转回老板娘的摊位前，我本打算就这样走过去，却看到老板娘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于是也连忙向她招手回应。在太鲁阁，每次从车上下来进山的时候，阿昆都会看着我们进去，有一次我们在步道口磨蹭了很长时间，阿昆便一直站在远处留意我们，直到确认我们没问题，他才回车上。——这样的事让我觉得自己长久以来确立起来的对人的距离和分寸有些薄情，甚至让我第一次为自己社恐的待人方式感到歉疚。在垦丁无意间又打开了旅行出发前看到的一篇关于台湾电影地标的豆瓣日志，作者哪吒男在最后写：“台湾其实真的和台湾电影里的台湾一模一样。……改变是个很迷人的词语，我们集体在做更高更快更强的梦，急切地破旧立新。你问身边的人，他们说不出梦想具体的形状，大致都是要改变。但《最爱》里面唱，爱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突然便难过起来。假期的第三天我们就开始喝酒，酒精让人情绪不稳定，我以为它要为这种难过付一部分责任。但后来到桃园机场搭飞机，听到《家后》也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一天，我们在哪里都没来得及喝酒。在台北见到了刘绍华老师，她刚从蒙古回来。她造了“熟汉”这个词形容自己（“有生番和熟番，那对应的就是生汉和熟汉，我就是一个熟汉”），这次在蒙古也跟当地人玩得非常开心。她说蒙古这个地方让她感觉像是又谈恋爱了一样。台湾也给我同样的感觉，告别台湾是告别被自己辜负的爱人，来不及看清眉眼，就要说有机会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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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弓背蚁